很多朋友对重庆富士康跳楼还不了解，今天小绿就为大家解答一下。
深圳特区报讯(记者罗)富士康员工又发生跳楼悲剧。昨晚，公司一名女员工跳楼身亡。目前，警方已介入调查。据目击者称，昨晚7时许，宝安区龙华街道水斗富豪新村11巷一居民楼内，一名租住该楼的女子突然爬到8楼楼顶，然后一言不发跳了下来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之后，赶到的120急救人员当场确认该女子已经死亡。据说该女子是富士康员工，这几天她似乎心情不好，所以邻居怀疑她可能是跳楼自杀了。就此，记者联系了富士康集团公司相关人员，他们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此事的信息，所以不清楚情况。如果死者确实是富士康员工，他们今天会向媒体详细公布情况。记者随后从警方了解到，死者是富士康的一名在职员工，姓朱，24岁，河南人。她最近几天没上班，可能心情不好，所以一直请假待在出租房里。警方正在调查具体死因。延伸阅读：CCTV 《新闻1+1》:富士康“七跳”之谜简介：CCTV 《新闻1+1》于2000年5月12日播出节目《富士康“七跳”之谜》，阐述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自杀事件。以下是节目实录：主持人(董倩):欢迎拨打《新闻1+1》。5月6日，又有一名员工在富士康跳楼自杀。这是1月以来的第7例。是自杀，是跳楼，是富士康。知道这个的人都想知道，为什么富士康会发生七连跳？这背后是偶然还是必然？前不久《新闻1+1》记者赶到记者对此进行调查。(播放短片)解说：卢鑫，24岁，2009年8月加入富士康集团。在这次团里为新兵举办的才艺比赛中，他刚走出校门，就获得了一个二等奖。然而，就是这个热爱音乐，参加过《快乐男声》的年轻人，却在今年5月6日凌晨选择了跳楼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邱易进(富士康部门助理):大概是那个位置，从这里朝上。解说：这里是卢鑫跳楼的地方，富士康龙华厂区贵宾招待所六楼。曾红玲(卢鑫的同事，大学同学):他说去看风景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站了一会儿，迅速拉开窗户，跳上阳台，然后跳下阳台。他没有犹豫。我们马上起身拉他，用一些衣服拉他的左臂，他甩了他。解说：曾红玲对于没能抱得住卢鑫还是很尴尬。他是卢鑫在湘潭大学的同学。他毕业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加入富士康，专门招聘应届毕业生到京干班工作。从今年五一节开始，曾红玲发现卢鑫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，经常有人跟踪他，甚至想杀了他。他曾经说过想回湖南老家。曾红玲：他一下车就去找巡警了。他说有人想杀他伤害他。解说：曾红玲向富士康的主管汇报了这个情况。富士康安排他和另一个好朋友安抚卢鑫，住在招待所，并联系卢鑫的家人尽快赶来，帮助缓解卢鑫的情绪。就在卢鑫一家从老家出发的时候，5月6日凌晨4点半，卢鑫走出房间，以看风景为名跳了起来。刘坤(深圳富士康新闻稿):我们很高兴看到在这次所谓的第七跳中，我们做到了最好，我们提前做了一些评估，提前介入。解说：如今，当卢鑫自杀的消息在许多媒体上公布时，许多人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。曾红玲：他很喜欢唱歌，善于沟通。他经常，一般都是他主动找我，去这边玩，去那边玩，说明他很开朗，笑点很高。解说：曾红玲和陆新都是去年8月份进的京干班，也就是干部预备班。培训后分配到各个部门工作，每月底薪2000元。鲁的新老家在农村，家里比较困难。他的弟弟
进入富士康后，卢鑫选择了加班来赚更多的钱。然而，曾红玲说卢鑫抱怨过他在工作中的苦恼。短短几个月，他就要求主管跳槽。这是卢鑫的博客，今年二月才开始。记录了一个男生追求音乐梦想的轨迹。在3月4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，卢鑫写道，“如果我真的可以，我可以每天写歌。我没钱，没有做音乐的硬件设备，连一台电脑都舍不得买，也找不到唱片公司。我的青春转瞬即逝。24岁还能做吗？我还是会付出，至少今年我会追求。”副标题：2009富士康集团人才大赛解说：卢鑫的去世给人们留下了一种遗憾和一点困惑。事实上，这已经是2010年富士康发生的第七起员工坠楼事件。字幕：2010年1月23日，凌晨4点，19岁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死亡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马向前是“在高空坠落中丧生的”。2010年3月17日，在富士康龙华园区，一名新来的女员工从三楼宿舍跳下，坠落到一楼受伤。2010年3月29日，在龙华工厂，一名男性员工从宿舍楼坠落，当场死亡。他23岁。2010年4月6日，观澜C8宿舍一名叫饶的女工坠楼，目前仍在医院治疗。她18岁了。2010年4月7日，一名叫宁的女员工在观澜厂外宿舍坠楼身亡，年仅18岁。2010年4月7日，观澜章格村，富士康男员工去世，年仅22岁。2010年5月6日，龙华厂男工卢鑫从阳台跳下身亡，年仅24岁。解说：根据富士康的介绍，这些跳楼事件的共同特点是，死者年龄在18-23岁之间，都是加入富士康不久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富士康发言人刘坤承认管理存在漏洞，但面对深圳42万员工的庞大数字，他似乎同样困惑于为何此类事故接连发生，以及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。刘坤：你们的防范真的到位吗？真的打动了42万人的心吗？作为企业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第八跳。主持人：就在56事件发生后，一些心理学家被请到了深圳的富士康，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范福民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范主任。范董事，我们知道最后被确诊为精神病，但当时公司采取了请朋友陪护的方式。当时为什么不能直接送他去医院？范福民(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):其实这个问题很好，企业也有困难。按理说，任何人患精神障碍后被送医院，都有被送医院的权利。一般来说，需要亲属同意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法律。一般只有警察才有这个权利。一般情况下，企业没有这个权利强行送他去医院。主持人：我看到这个。还有一个问题问你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的第七次。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多跳楼事件。如果站在理论的角度，发病率高吗？范福民：从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来看，自杀率是按照10万这个数字来计算的。目前，根据卫生部的统计，中国的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十点十六。主持人：这是在一年的时间里？范福民：是的，我们去了富士康之后，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，有40多万人。主持人：你觉得有40多万的企业吗……范福民：大概每10万大学生中有23家，我们做过统计，大概每10万大学生中有2到3家。主持人：你觉得这个低还是在范围内？范福民：如果和全国自杀率比，应该还是低的。主持人：好的。范福民：但是在15岁到34岁这个年龄段，从统计上来说，自杀现在已经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。主持人：好的，谢谢。
严嵩，你看，刚才范主任也说了，自杀率在正常范围之内。你怎么想呢？白(评论员):我觉得一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面。首先，作为企业，富士康确实有一些困难。第一个是它的工厂，卢鑫自杀的地方，30多万人。如果加上深圳，他的工厂有40多万人，相当于一个大城市。但是，还不如大城市，因为在大城市，是由一个又一个家庭组成的，那种心理上的安慰，亲情之间的纽带和有效的警惕，观察等等。在城里，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话，其实更容易一些，但在他那里，是有明显同治的工厂。8-23岁之间，80后、90后的孩子占他整个员工的80%，30多万人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。其次，去异乡打工的80后、90后这一代人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抗压和吃苦。所以用上一代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。另一代人自尊心更强，更脆弱，压力更大，梦想更大，不仅要解决家庭生存问题，还要有自己的梦想，而这些在这个罐头工厂里往往很容易被压榨。当梦想被挤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很容易绝望，所以确实有其现实的困难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主持人：你说公司有困难之后，相应的责任在哪里？白：对，我想说作为富士康的一个硬币，另一方面他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个话，面对自杀，他说我们这次做到最好了。第一个是我承认他这次尽力了，因为当卢鑫有这种幻觉的时候，包括有人追他等等，他请了心理干预专家，一个朋友陪他，请了异乡的父母。他的父母在四个半小时后才到达深圳，但我认为至少有两点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。第一种，我个人认为，实际上提前告诉卢鑫他的父母要来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因为他的精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幻觉，而且当他压力很大，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他非常害怕见到父母，所谓见江东长辈没有面子。父母的到来可能会成为他的催化剂，成为巨大压力的点。第二，我觉得可以通过谈论来理解。之前，今年已经发生了6起跳楼事件。这次陪他和他的两个人，工厂把他的住处安排在六楼。连新闻发言人自己都说心理医生会给我们更详细的指导，我们不会把他安排在六楼。即使他被安排在一楼或者地下室，也许这样的悲剧也会被延迟，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责任。我想我们以后会偿还责任的。主持人：富士康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后，人们自然会问，富士康是一家怎样的企业？另外，为什么这里会发生这么多这样的事件？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。刘楠(本台记者):现在是早上7点半，我在深圳富士康普工招聘点。这些人从早上5点就开始排队，争夺一份900元的工作，这里的工资刚刚达到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。即使富士康在短短5个月内有7次跳槽，但这并没有影响招聘人数。应聘者：听说这里待遇很好，就来看看。申请人：我朋友在这工作两年了，他说还可以。让我来这里。受访者：听老乡说富士康的效益比较好，工资也是。解说：富士康，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，世界代工大王，世界500强企业。仅在深圳，从业人员就高达42万，而且这是一个动态的数字。每个月都有大量的人离开和到来。
万飞(富士康龙华园区高级助理经理):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员流动比较多，尤其是基层员工。我们的统计数据从2004年、2005年开始每个月大概是2%、3%，现在增加到4%、5%，差不多翻了一倍。解说：作为名副其实的工业航母，大量员工流动性大，管理压力显而易见。因此，是否存在管理上的软肋，成为跳楼后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。马立群：我只能这么说。富士康规定了员工手册和他们规定的管理办法。那些非常好。但是在基层，我可以说基层乱，基层管理乱。解说：今年一月跳楼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的妹妹马立群。作为富士康员工，她在哥哥跳楼后辞职。马立群：我们基层员工工作很辛苦，每天像机器一样做事情。可以说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台机器。另一方面，基层干部不尊重我们员工的自尊心。有时候，说不好就骂你很正常，有时候。解说：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，富士康也有独特的企业文化。生活工作区随处可见隐藏在细节中的魔鬼标语。描述富士康文化的老虎和狐狸也在工厂阅读区最显眼的位置。刘楠：在富士康工厂的一个普通车间里，像这样的几十道工序需要每个工人精确到秒。这里强调效率和执行力的氛围非常浓厚。比如我们每一个工人，到处都能看到墙上的标语，像是每一分钟都要注重效率！马立群：如果你之前说，每个月，他都会给你签加班协议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月加班，就可以签了。这个月你每次都要加班。但是你不签，我说我就不加班了。这个月你一次加班都没有，一个小时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工资扣除社保只有800多元。解说：对于代工大王富士康来说，成本控制是一个重要的考验。从2008年开始，深圳最低工资从750元提高到900元，给富士康带来了成本压力。为此他的手机生产基地搬到了河北廊坊，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还在750元。此外，武汉、山西、重庆等中西部地区早已建成富士康企业园区，但这样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阻碍招聘的顺利进行。面试者：另外加班费高，一个月能拿1670。记者：不在乎这个加班？申请人4:我不在乎。记者：你觉得你一天能加班几个小时？申请人：可以一天12个小时。采访对象：我们出来工作就是为了赚钱，加班肯定有一定的收入。解说：但是，当他们进入这个企业，如果再遇到心理问题，已经可以得到新成立的员工关爱中心的帮助。刘坤：有固定热线，785785，就是请大家帮忙。如果你打电话来，我们所有的部门都会联系起来。从最近的跳楼事件到现在，我们已经通过这个机制有效干预了20多起可能发生的悲剧。主持人：好，我们来连线曾经诊断过富士康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范福民。范主任，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公司，内部员工都有心理问题。谁将对此负责？范福民：员工的心理健康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。不仅仅是富士康，员工的心理问题谁来负责？国外有一些现成的经验，国内没有非常明确的制度。日本企业里有卫生保健，包括工会。在美国，他们会购买一些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，为企业提供服务。目前从国内情况来看，工会、党委、卫生管理、人力资源部门都应该重视员工的职业心理健康。主持人：好的，谢谢范主任。
严嵩，你觉得在富士康这么大的公司里，刚才你说像个几十万人的小社会。员工的问题，心理问题都很小。如何解决它们？怎么关注？白：首先从富士康来说，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，我觉得谴责起来很容易，但是我希望富士康能够为其他类似的企业树立一个标杆，让他们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找到出路。我认为他在这么做。首先，它太大了。这个厂区30多万人，深圳40万人。但大企业的优秀不在于大，而在于能不能变小，让每个车间什么的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。我给你举个例子。在七起跳楼事件中，有很多人。他住宿舍，一个宿舍八个人。但是因为他们的住宿安排在附近，一个宿舍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电话，在他最后离开后一年都没有联系他。因此，当他遇到问题时，他不得不寻求帮助，包括这次卢鑫，首先，他向他的同学寻求帮助。所以，如何在大企业中变小，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我在30多万人中看不到希望。你知道，卢鑫不是普通的农民工。他大学毕业就是这里的干部，但是这个干部富士康需要几千人。想想他会有多大的压力。所以我想我会考虑这个。第二，要转变意识。不能看老一辈农民工的抗压能力、应变能力、耐心，没有那么高的要求。这是一群新人，已经完全进入90后、80后、90后这一代农民工。他们与过去不同。我想我想提个建议。如果要做冷分析的话，似乎自杀率并没有那么高，因为相比十万分之十几，只有十万分之二十三。但问题是，从3月份到现在已经是6跳了。这么集中的时候，富士康应该尽快做好封堵工作。如果早一点做阻断工作，这种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和诱导的。看到别人也跳，我们痛苦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它。尽快封杀，我觉得这件事进一步扩散会有好处。当然，真的希望富士康能做出表率。主持人：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是劳动密集型的。未来人工成本会越来越高，利润空间会越来越小。将来它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。白：我觉得不仅仅是富士康，中国未来的发展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博弈，就是成本越来越大，而且不仅仅是工资的成本，包括新增的成本，心理需求的成本，与员工沟通的成本。我觉得任何企业在未来发展中计算成本时，都应该把这些因素加进去。我认为中国的改革确实到了面临新挑战的时候了。这个挑战非常全面。以前一直在招人。我不用考虑他所有的福利，心理，娱乐，但现在你必须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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